最近各地都出现了抢人大战。各“线”市（一、二、三、四线）都为了抢夺人才推出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以西安为例，今年头四个月西安已落户四十万人，超过2017年全年新落户人口。这反映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各省市开始积极追求经济转型升级，而大量人才的到来并落地将是产业发展的主要保证之一。
但是，伴随抢人大战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即，各“线”市大力吸引人才，除了经济转型需要，也有消化大量库存房产的隐形原因，新进人才或许是购买大量库存房屋库的新兴生力军，而这些人有很大可能成为“接盘侠”。这样声音的出现有其猜测甚至揶揄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中国房市所面临的问题。
经过近两年较为严厉的打房政策的实施，中国房市有了一定程度的降温，但是降温的质量仅仅可以用“轻微调整”和“缓涨”来形容，其效果远远达不到“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目标。近期，央媒《人民网》报道“（北京房地产）市场小幅回温房价止跌企稳”，其它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有回温的趋势。房地产跨国公司戴德梁行发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住宅市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达到了8275元/平米，同比上涨8.7%，房屋均价第一次突破8000元大关。近期中国住建部就房价上升的情况约谈了12个城市，也间接反映了房价返涨的态势已经出现。
因此，某些机构和舆论强调房地产的“冬天”已经过去，房价走高的时期会再度回归或者已经回归。但是，房市所谓的“回温”是真的要普涨，还是下降通道中的一次反复呢？这里要观察两个核心因素，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
目前，房价“涨”声再次响起的局面有其客观现实性，但或许该局面并不会真正维持下去，甚至房价将持续走低在未来恐是大概率事件。之所以有这种趋势，是因为无论从市场发展的现实以及长远意义来讲，政府都不得不让房价跌下来。
一、
1、政府过去五年来一直推进去杠杆去产能的政策，而房地产业则是杠杆和产能无序扩张的最重要的区域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打房是去杠杆去产能的重要手段。据《中银国际》评估，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比例为411%，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60%，更高于美国的110%。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已经由当初的促进作用正在变为危害作用。美国和日本房市崩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前车之鉴。
2、目前房价的数值及其增幅速度已经远超中国百姓的收入及增幅。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统计显示，在中国家庭的资产中，房地产占比已经达到了68%，而北京和上海则高达85%。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中国家庭想要购买住房的话，就要投入家庭绝大多数的储蓄，由此形成的经济负担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持续时间也会很久。可想而知，这样一种财富占比形式的存在，将极大约束中国家庭在其它方面的经济消费。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对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内需型经济的形成将产生严重的制约。如何把中国家庭在房地产的投资比例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比例，进而促进内需市场发展将是政府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在改革开放40年里出现了几百倍的成长，但是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及房产所占的财富比例让这种增长大打折扣。同时，这种的无法盘活的“财富”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上的实际推动作用已经在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危机之后正逐渐产生越来越负面的作用。
3、政府强调“房子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房子正在被炒而不是被住”的事实。而多年来中国不时出现“某楼盘被秒杀”的新闻以及“房子涨不停”的现实，都说明了有一种特殊的庞大资本力量以及获利模式横行中国。如果把这种资金及其力量形容为“蝗虫资本”并不为过。这种资本力量所到之处，不仅造成房市暴涨，更给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不健康但高效高能的盈利方式。
炒房之风由此形成并在人们逐利的天性驱使下近乎疯狂的发展起来，社会财富价值观出现了严重偏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顽疾就此形成。随着炒作资本以及民间资本达到了一种量级，中国经济的虚火症加重，而实体经济所能获取的资金相对越来越少，体质也相对衰弱起来。
这次zx事件的发生，让整个社会都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实体经济的薄弱面。这不仅反映出了政府的短板之处，也看到了全中国社会对于实体经济和长远投资的漠视。短期暴利的追逐是中国社会资本的第一选择。
二、
过高的房价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住”的方面，它是一种关联性的巨大影响。高房价会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构成社会经济主体单元的企业生存成本的快速增加将导致社会的运行成本增加，而社会生活成本增加，又逐渐导致了大家在于资本财富上的绝对缩水。这就是出现“收入增加，但消费力降低”问题的原因所在。
因此房地产的问题绝不是自身问题而已。它直接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忧。而这样的影响已经出现。
尽管政府强调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是十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要看到，因为社会整体运行成本导致的企业成本的快速增加，使得旧有产业不仅衰落并逐渐离开中国，新兴产业也并没有取得快速发展，很多企业的发展只是依靠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发展。
尽管政府在减税等政策方面陆续有新的表现，但是企业成本随着社会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政府的减税或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负担增加的问题。曹德旺曾经强调中国税收高，这只是反映了其中一方面问题而已。没有降低社会综合成本的减税，某一程度如同扬汤止沸。
三、
“高房价”是社会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社会是人民所处生活环境的核心创造力量。什么样的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是以人为根本属性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84次提到了“人民”一词，强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反映出心就是营造人民“满意”的环境。
尽管百姓在生存客观环境上（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宿条件、交通出行等）的变的越来越好，但是在主观感受上安全感的波动也越来越明显。伴随着房价高，看病贵，教育投入大，收入速度赶不上支出涨幅等问题的长期存在，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都大打折扣，因病致贫、因房致贫、因学致贫的事件屡有发生。而这样的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压力。
因此如何消除百姓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就成为了最大的课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社会家庭单元、社会整体经济战略还是社会等多层次来看，打房、并最终让房价的经济地位符合其市场定位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所在。
当然需要看到，打房如果过于严厉、房价跌速过快的话，也会对中国经济尤其银行业的坏账问题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同时，房价快速下跌也会让现有很多已经把巨量资金投到房产的家庭的财富快速缩水，这也会引起巨大波动。因此，在打房的过程当中，如何实现远近、多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在不破坏经济基础又能完成健全经济结构，这都极为艰难的问题，考验着政府的能力。
让资本回归正途，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康而走的长远。